卡斯特罗：那时我只有20岁，对苏维埃联盟充满了信心
年轻的古巴姑娘安娜记得，在她小时候，电视上的卡通画面有时会突然消失，然后开始播放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演讲。孩子们并不明白这个大胡子在说什么，只是为了消失的卡通而遗憾。而大人们则会凑到电视机前。
“我的外婆很喜欢菲德尔，他们俩同一年出生。每次菲德尔出现在电视上，外婆都很高兴。大人们很专心地看，爸爸会从头听到尾。”安娜说。
学生时代的安娜，每年5月1日都会参加劳动节游行。在旗帜涌动的广场上，菲德尔的演讲慷慨激昂，动辄长达数小时。安娜站在离总司令很远的地方，她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只记得“他说话我们就欢呼”。
今后，古巴人再也听不到他那冗长而饱含激情的演讲了。在过完自己90岁生日后的三个月，那个属于革命年代的男人死了。他的身后，是他为之奋斗了半个世纪，却依旧贫穷的古巴。
人们在哈瓦那市区街头，利用公共Wifi热点上网，摄于2016年3月16日。在古巴全国有35个这样的Wifi热点，由古巴国营电信公司在2015年7月之后设立。每小时的上网费用是2美元，如果从“黄牛”手中购买上网卡，每小时的价钱是3美元。目前，古巴政府仍禁止个人安装家庭网络。能够自由访问互联网的古巴人只占全国人口的5%。
卡斯特罗的古巴
2016年1月27日是古巴独立英雄何塞•马蒂163周年诞辰纪念日，哈瓦那照例有一场数万人的火炬游行。《格拉玛报》称，这场游行也是献给菲德尔·卡斯特罗的90岁生日礼物。
年轻人们站在哈瓦那大学的台阶上，摩肩接踵，手里拿着简陋的火炬。游行开始前，古巴大学生联合会的主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这场游行是青年给马蒂的忠诚献礼！成千上万的学生是菲德尔战斗精神、不朽的革命的继承者！”
在“自由古巴万岁”“拉美团结万岁”“菲德尔万岁”“劳尔万岁”的山呼海啸中，人们举着火炬从台阶上往下涌。
古巴人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热爱发自内心。与许多前共产主义国家的领袖不同，革命胜利之后，菲德尔并不热衷在国内树立自己的个人崇拜。在古巴，禁止用活着的人命名街道，或者为他们树立雕像。60年代，菲德尔·卡斯特罗甚至就中国当时盛行的把毛泽东比作红太阳的个人崇拜嘲笑说：“那个人应该去读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就是太阳，时间长了也是会熄灭的！”
当然，在古巴所见到的对卡斯特罗的广泛拥戴，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些不喜欢菲德尔的人大多已经跑到了美国。如今在美国有200万古巴人，只有1100万人口的古巴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海外人口占比最多的国家。
哈瓦那贝达多区的一个农贸市场中，墙上写着菲德尔·卡斯特罗对革命的定义：革命是在历史的某一刻，改变所有应该改变的，是完全的自由和平等，是得到人的待遇和把其他人像人一样对待，是我们用自己的力量取得解放。摄于2016年1月。 摄影 吴如加
在哈瓦那面朝墨西哥湾的马列贡大道上，画着一幅切•格瓦拉的涂鸦，眼神依旧睥睨一切，边上写着“不要让帝国主义钻了任何一点空子”，这句话摘自他在联合国的一次演讲。
安娜一家就住在马列贡大道上。1994年，她和母亲在这里见证了被称为“筏民者”危机的偷渡潮。成千上万的古巴人利用木筏、橡皮艇和其他自制的简易载具，漂划向90英里外的美国佛罗里达。偷渡由来已久。1966年，美国通过了“古巴移民修正案”，又称“湿脚和干脚”政策。根据这一法令，古巴人只要踏上美国的土地，哪怕是礁石或沙滩，就能获得居留权，此为“干脚”待遇；如果在海上颠簸或在浅水中跋涉时被美国海岸警卫队拦截，则将被遣返，即“湿脚”待遇。在很多古巴人的理解里，只要双脚踩上了美国的土地，就预示着“有工作、有房子、有钱、有车，什么都有。”
由于苏联的解体，在经济上长期依赖苏东国家的古巴陷入困境，这是引起1994年“筏民者”危机的深层原因。这段被菲德尔·卡斯特罗称为“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的日子一直持续到2005年3月。此时古巴已经在拉美找到了可靠的新伙伴，查韦斯治下的委内瑞拉为古巴提供了新的廉价石油。
五年后古巴开始了官方称之为“更新”的经济改革。“多年前古巴革命胜利时，我们实施了彻底的改革。现在，社会主义模式不需要改革，只需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更新。”古共机关报《格拉玛报》社长拉萨罗·巴雷多如是解释为什么官方不愿使用“改革”一词。
伴随着“更新”的缓慢进行，一部分私营经济得以开放。市场上东西的物价与人们的收入无法匹配，而这种不匹配已经影响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一切新生和稀缺的事物，都伴随着国营部门的腐败与地下经济的繁荣。凡是有需求的东西都能在黑市上找到。“他们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收了，除汗剂、牙膏、洗衣粉，还有牛肉。”一位古巴的年轻人说，除了这些日常生活的必需品，黑市商人手里甚至还有最新的电子产品，“比如说机顶盒，很稀缺。商店里偶尔有，里面的售货员就把它卖给黑市商人，在街上高价买。”
哈瓦那西郊的一个超级市场，周边坐落着许多合资企业和外国代表处。商品价格昂贵，购物者多是外国人和上述企业中的古巴雇员，超市中有不少进口商品，雀巢、品客等品牌均有售。虽然货架仍显空旷，但在古巴已属难得一见。摄于2016年2月。 摄影 吴如加
新兴的互联网也是如此。
自由哈瓦那酒店矗立在繁华的23街上已经58年了。它的前身是1958年3月开业的希尔顿大酒店，当时这座26层大楼是拉丁美洲最高最大的酒店，赌场、酒吧、游泳池、娱乐中心、游乐场，应有尽有，成为巴蒂斯塔政权末期的奢华象征。
仅仅8个月之后，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的起义军便攻入了哈瓦那，这座酒店成了他们的临时指挥部。又过了一年，在美古关系急剧恶化的背景下，古巴将所有美国投资的酒店收归国有，其中就包括这家酒店。从此它更名为自由哈瓦那酒店。其中2324号房间一度成了菲德尔的私人办公室，许多抨击美国的演讲，都出自这里。
1966年，菲德尔在这里对82个来自亚非拉的代表团——其中大部分是各国的游击队、地下党成员——高喊：“三大洲的游击队员们，联合起来”。
半个世纪后，黄牛们就站在这座凝聚了古巴革命历史的大楼下，向每个看起来像外国人的路过者兜售上网卡。
国营电信公司ETECSA是这个国家互联网服务的垄断者，在ETECSA的网点里，每个人限购3张上网卡，而在自由哈瓦那酒店楼下，随便哪个黄牛身上都藏着厚厚一沓卡。
和古巴所有的国营部门一样，电信网点也存在顺手牵羊的情况。有黄牛坦承，那些把卡卖给了他们的人，往往有亲戚在ETECSA里工作。人们也曾看见网点的工作人员将大量上网卡，通过第三者转交给黄牛。
哈瓦那街头的一家手机服务店，摄于2016年1月。2008年3月，古巴取消了对手机的购买限制。古巴一直是西半球手机拥有率最低的国家。过去，只有政府官员、国企工作人员和外国人能享受到移动通信服务。普通民众只能通过其在国外的朋友，以“外国人”身份在国内注册一台手机。大部分古巴民众只能买得起样式陈旧的功能机，也有人用着亲友从国外带回来的苹果手机。
哈瓦那的年轻人
在政治游行中表达忠诚与狂热的是年轻人，在街头抱怨国家现状的也是年轻人。
在过去20年中，由于古巴经济发展缓慢，人们普遍工资微薄，生活水平停滞不前。带着对未来的失望，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离开了祖国。
尽管这年轻的一代，在他们小学时都曾宣誓“要成为切格瓦拉那样的人。”但他们再也不是萨特在1960年时见到的那些年轻人了。那年萨特访问了革命后沸腾的古巴。岛上狂热的民众、充满朝气的革命领袖，让萨特以为自己看到了人类的未来。这些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如此年轻，菲德尔·卡斯特罗34岁、格瓦拉32岁、劳尔·卡斯特罗只有28岁，其他领导者则很少超过三十岁。
回国之后，萨特在《法兰西晚报》上发表文章，称“古巴人必须赢得胜利，不然我们就将失去一切，甚至希望。”
彼时，年轻的菲德尔相信人是可以改造的，他曾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中提到：“共产主义的人不能用鼓励人的个人主义的欲望和野心来培养。如果我们失败的话，如果我们是因为相信人能够变得更好而失败的话，那么就让我们失败好了。但我们永不放弃对人的这种信念！”
“现在的人和六七十年代的人想法不同。现在的人想要电冰箱，而不是一张劳动模范的奖状。”33岁的调酒师路易斯说。路易斯身上的阿迪达斯外套已经穿了10年，这在古巴很平常。好在古巴几乎没有冬天，“一年就穿一两次。”这是某年生日时朋友送他的礼物，他很珍惜。在商店里，这件衣服的价格大概等于当时他的六个月工资。
古巴人常把一句话常年挂在嘴边：No esfacil——什么都不容易。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的革命胜利半个世纪之后，日用品和食物的短缺仍旧是多数古巴人每日的困扰。
“直到今天，哈瓦那民众担心的事情和20年前一模一样，每天在肉店前排起的长队一直没有变化过。相比之下现在政府进一步减少了免费配给的物资，少量的食用油、1包香肠以及一个洗衣肥皂根本就不够。”古巴著名异见人士雅尼·桑切斯在其博客“Y世代”（Y generation）中多次发表这一感叹。
直到21世纪，菲德尔仍然坚持：“有些人曾认为可以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重大历史性错误之一。”
哈瓦那的一家餐厅，摄于2016年3月17日。私人餐厅的大量涌现是古巴改革最直观的后果，改革之后，私营餐厅的座位限制从12-20增长到50；不允许提供牛肉和贝类的限制被取消。
但当古巴面临困境之时，即便是最坚强的菲德尔也不得不做出改变。外国人重新回到了古巴，对于那些并不富裕的欧美游客而言，古巴是一个旅游的理想去处，对男人尤其如此。
酒吧、夜总会、色情表演、娼妓，这些巴蒂斯塔时代令革命者憎恶的象征，如今在哈瓦那遍地开花。
从菲德尔在1993年的一段讲话中，人们可以看出这位革命者对旅游业的开放多么不甘。他在袭击蒙卡达兵营40周年的纪念仪式上，无奈而坦率地承认：“我们本来宁可对旅游业的依赖更小一些，在20多年中，古巴革命一直在为支持国家旅游业的发展而努力奋斗……但现在的形势却迫使我们创办一种可以令外国人享受的旅游业，以获取可以帮我们解决其他问题的外汇——那些比旅游业更加紧迫的问题……这些措施中有一些令人感到不愉快，我们不喜欢它们，我们已经对平等习以为常了，当我们看到有人享受某种特权时，我们会感到非常痛苦。”
这种对比产生的“特权”是显而易见的：古巴人几乎吃不起海鲜，古巴渔民打捞上来的龙虾大多供给了外国游客；当卖淫活动被警察发现，受罚的只有古巴妓女，外国嫖客则无须担心；昂贵的上网费大部分古巴人承当不起，网卡黄牛们的顾客大都是外国人；所有能接触到外国人的行业都比体制内的工作赚得多。
外国人也带来了另一种可能，古巴人现在可以在微薄的薪资之外，容易地赚更多钱改善生活。商店的货架虽然仍显空旷，但已比“特殊阶段”好得多，在可预见的未来，商品还会越来越多。
卡斯特罗的告别
1959年1月2日，11岁的弗斯特用他那好奇的双眼见证着历史，整座城市都在沸腾，革命者乘着坦克进入了哈瓦那。那是一群来自马埃斯特腊山的大胡子，小弗斯特早已熟知他们的名字：菲德尔、劳尔、切·格瓦拉、卡米洛，还有阿尔梅达。他曾听见大人们在独裁高压下怀着渴望窃窃私语，在那压低的声音里，这些名字反复出现。
半个世纪后，小弗斯特成了一名老画家，人们叫他“加勒比的毕加索”。他的工作室位于哈瓦那西郊一个名为Jamanitas的小渔村。这里的墙上画满了弗斯特的画，其中一幅是他为纪念格拉玛号登陆所作的。
1956年10月10日，流亡墨西哥的菲德尔、劳尔、切·格瓦拉等82名革命者乘坐格拉玛号从墨西哥前往古巴开展游击战，登陆后遭到政府军围剿，只有12人幸存。革命胜利之后，格拉玛号成为古巴革命的象征。
画上的革命者并不是1956年的形象，而是11岁的小弗斯特眼中看到的样子。
“我不喜欢资本主义，我喜欢公平的世界。资本主义国家贫富差异大。古巴为公平而斗争，努力不让人变成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我还是喜欢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我说的不是共产主义，因为它从来没存在过。”弗斯特说。
半个多世纪过去，当年格拉玛号上的年轻人中，切·格瓦拉早已死去，成为一个文化符号，被印在世界各地的T恤衫上。他曾在留给两个儿子的信中说道，当他们长大成人时，那时已经是世纪末。如果那时他还活着的话，他将在两种情况下和他们在一起：要么共同拿着武器和帝国主义战斗，要么就和他们一块坐着宇宙飞船向着月亮飞去。
菲德尔的弟弟，年迈的劳尔·卡斯特罗，仍然掌握着这个国家的命运，但他自己也知道，这样的日子不会维持太久。
奥尔金省，人们在火车上聊天打发时间。车外，一位农民骑马驻足铁道旁。早在19世纪中期，古巴就已成为拉美地区第一个铺设铁路网的国家。当时的西班牙殖民者用铁路连接起哈瓦那和其他蔗糖产地。目前古巴铁路总长14838公里，其中一半以上为甘蔗运输专线，而电气化铁路只有147公里。客运列车行驶速度极慢，平均时速只有29.5公里，且车厢破旧，卫生条件很差。摄于2015年3月23日。
2016年4月19日，古共七大的闭幕式上，菲德尔·卡斯特罗罕见地出席了，他身着蓝色运动服，在弟弟劳尔身边坐下。
全体代表起立向这位革命领袖致意，场内掌声雷鸣，代表们高呼：“菲德尔！菲德尔！菲德尔！”
劳尔说：“基于残酷的生命法则，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将是最后一次由历史一代来领导。”以古巴的速度，改革仍旧漫长，在这次会议上，人们甚至为古巴草拟了2030年的远景规划，但格拉玛号上的幸存者们，恐怕很难看到其实现的那一天。
菲德尔曾经在这里无数次发表激情洋溢、动辄长达数小时的演讲。这一次，他以告别的口吻对众人说道：“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在这个大厅里发言。”
“我很快就90岁了，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很快我就会和所有人一样，面临每个人都会等来的那一天。”
这个年迈的大胡子深情地回忆起了自己的青年时代，当时他还是哈瓦那大学的一名法律系学生。“那时我只有20岁。”他说，“热爱体育和登山，对苏维埃联盟充满了信心。”
作者/吴如加
编辑：刘晓慧